评康灿雄的《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
——评康灿雄的《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
本书框架设计清晰而严谨，全书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一至三章，作者详细地阐述了研究背景及问题、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及韩、菲两国基本情况的异同之处；四至六章为第二部分，作者通过横向及纵向两条线索对比分析韩国与菲律宾在两个不同时期政商格局与金钱政治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为第三部分，是对全书的总结及对理论模型适用范围的进一步探讨。
01
政商格局、金钱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上述理论模型中，金钱政治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商格局是否处于平衡的状态。在强势的政府和少数商界精英之间的势力达成平衡时，腐败行为可以受到约束，这时适度的权钱交易可以减少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合作、投资等经济活动的效率，在此情况下该国的经济一般能够实现良好发展。另一种“势力平衡”的情况是政府与商界都处于“分散”状态，这时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强烈的动机对对方进行掠夺或寻租，产生腐败的概率也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较为宽松、平等与自由，发展势头也相对可观。反之，如果政商权力平衡被打破，即一方强势，一方弱势，腐败就较容易滋生与扩大，市场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经济增长也会因此相对迟滞。
依循“政商格局决定金钱政治模式，金钱政治（腐败）模式影响经济发展”这一思路，作者通过纵向和横向两条线索对韩国和菲律宾进行比较：20世纪60-70年代韩国与菲律宾的对比分析，80-90年代韩国与菲律宾的比较，60-70年代与80-90年代的韩国之间的对比，以及60-70年代与80-90年代的菲律宾之间的比较（如表1）。作者将两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互动特点凝练地呈现了出来。
当然，这只是书中最核心的部分，全书的整个论证过程与逻辑更为全面，也更显严谨。作者首先对韩国和菲律宾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状况及政治制度等基本情况作了描述及比较，为读者理解韩国与菲律宾经济发展内部环境差异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重点引入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美国的政策及来自周边环境的威胁，用以解释韩国和菲律宾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如为何韩国政府在作出可信承诺并进行实质改革的动力更大，效率更高等）。外部因素虽然不包含于作者提出的理论框架之中，但韩国和菲律宾在这方面的差异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们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韩国与菲律宾在特定时期某种政商格局形成的原因。作者对外部因素的讨论并不会减弱“政商格局—金钱政治模式”对于经济发展的解释力，反而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02
本书的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
无论是从选题价值、理论创新还是研究方法中的哪个角度进行评价，本书都有很多值得我们肯定与借鉴的地方。而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探讨《裙带资本主义》一书对于东亚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贡献：
第一，作者重新界定了金钱政治（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往对于东亚某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解释，不外乎以下几种：所处国际环境与时局的优势、有效的经济政策、强政府论等。其中最为盛行的是强政府论，该观点先验地将经济发展与金钱政治对立起来，即认为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在东亚国家中，正是权力集中且高效的政府抑制了腐败的滋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康灿雄也承认严重腐败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他更强调辩证看待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关键在于辨别腐败的模式与程度。20世纪60-70年代韩国能够出台并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以及实现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韩国的“强商界”与“强政府”相互抗衡、彼此交易的结果，这便是适度的金钱政治与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正面关系的最好例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鼓励腐败行为，他是在承认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这一前提的基础上，客观地分析了腐败的影响。事实上对于腐败总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在其专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也做过一些论述，但他的关注点集中于现代化（包含了经济发展）如何导致了腐败。在他的研究中，经济发展是自变量，腐败是因变量，所以没有解释腐败反过来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而本书算是对亨廷顿关于腐败研究的另一种补充。
第二，作者创建的政商格局概念及金钱政治理论模型为我们理解政治与经济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的相互关系，但纵观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史，主流的理论如重商主义、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等等，本质上都是探讨国家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对市场进行管控的问题，潜意识里都将国家的地位置于商界之上。而本书政商格局的概念将“政治家”和“企业家”放在天平的两端，国家凭借手中的权力可以制约商界的行为，商界也能够利用手中的财富直接干预政府的决策，谁占据优势地位取决于谁更具有凝聚力。政府与商界的相处之道就像两个对手间的竞争，当强强对抗时，双方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当强弱对峙时，强的一方倾向于打压弱的一方；在弱弱相对的情况下，竞争氛围则会相对缓和。这是思考政府与商界或者权力与财富，以及更高层次上的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一个新角度。我们看到，在《裙带资本主义》问世后的近20年里，政商格局也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除上述贡献外，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也可能面临一些质疑或争议：
其一，全书关于韩国与菲律宾在不同时期的腐败程度的对比分析似乎不充分。换言之，作者如何证明韩国在20世纪80-90年代腐败程度大于60-70年代，而菲律宾相反？如何证明韩国的腐败程度低于菲律宾，或者是反过来的情况？出现这一问题或争议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衡量腐败程度的客观指标。虽然作者在第一章便指出，他是根据腐败丑闻、对选举花费、佣金和秘密资金的估算来测量腐败的。但在实际论证过程中，作者并未对韩国与菲律宾在不同时期的在上述几个方面进行相对详细与精确的比较。相较于腐败的程度，作者可能更注重腐败的类型及其特点的分析，作为一项以定性方法为主的研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若能更直观地将韩国与菲律宾腐败程度的差别呈现出来，对于本书而言就是“锦上添花”了。
此外，由于缺乏一个客观的指标，当读者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并提供论据时，作者基于理论推导与主观判断得出的结论就会略显无力。比如，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WGI）数据库对各国“腐败控制（controlof corruption）”的情况进行测量，尽管这些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因为它们是根据统一标准衡量不同国家（或者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腐败程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更便于不同国家之间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对比。表2展现了1996年以来韩国与菲律宾“腐败控制”得分的大致变化。单从数据来看，韩国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得分也在菲律宾之上，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基本判断（即韩国在该时期腐败严重，而菲律宾的腐败行为得到了抑制）存在问题呢？虽然不尽然，但至少说明本书的论证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
其二，作者建立的理论模型其实是理想化的模型，他将政府和商界的权力分配（或者说各自的集中程度）划分为两个极端，即要么是凝聚的，要么是分散的（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也指出了），但在现实中，极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商界的集中程度都是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很难准确定义某个国家的政府或商界到底是权力集中型抑或分散型，这就意味着在将该理论模型运用于具体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时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出于简约性考虑，理论模型一般都是从诸多繁琐的现实细节中抽象而来，与实际情况或多或少存在不符之处。因此，本文提出这点疑虑似乎有些苛求的意味，但依然认为，作者建立的“政商格局—金钱政治模式”模型可以作进一步改进，比如，在国家集权程度和商界凝聚程度的划分中增加一个“中等”的量度。当然，这也意味着操作难度和复杂性将大幅增加。
总体而言，虽然《裙带资本主义》一书最初成型至今已近20年，其中的一些观点或结论在当下看来可能存在一些争议；但作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康灿雄充分吸收政治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多年深耕于韩国政治与经济以及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的产物，本书值得细致品读。
▲康灿雄（David C. Kang）
本书作者，是美籍韩裔学者。出生于1965年，现为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韩国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家关系，代表性著作包括《西方之前的东亚：贸易与朝贡五百年》（East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中国崛起：和平、权力与东亚秩序》（China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等。《裙带资本主义》一书是康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论文，英文版最早出版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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